。直到我历经军队、办刊物等鲜明的转捩点以后，我才慢慢更能熟练的做一个异端、孤独的异端。我深知自处之道，并且知道为这一主轴所必须付的代价。没有白发前辈、没有黑头朋友、没有红颜知己，我都不以为异，在这一主轴上，我清楚知道只有靠自己，也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下去。我走下去的方式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以言论冲决网罗。我开始写文章、写书，前后四年，直到官方封了我的杂志、禁了我的著作为止。可是，官方动手究竟太迟了，当他们判定我必须出局的时候，我已经盗了无数次垒了——对这个岛，我已经为思想上的灌输工作打下基础。当"纽约时报"(TheNdwYorkTime)登出我是这个岛的firebrand的时候，官方除了报复，已经没有任何法子了。

这个政府控制了三十一家报纸，也就是全部的报纸，它不服异己办报。它所控制的报纸，可以毫无忌惮的造谣生事，诽谤官方所要斗臭或打击的人。想告它诽谤吗？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法院又是官方控制的。我就告过两家，可是法院连传都不传他们，就判他们无罪。所以，同他们在新闻上和法律上缠斗，异己绝无希望，除了呕气以外，一无所得。当德国的艾德诺(Adenauer)，在纳粹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全国人都向纳粹低眉俯首的时候，他曾表现了"虽千万人，吾住矣"的气概，但换得的，却是被极权政府整得灰头土脸——法庭上诬陷他诈欺背信、监狱中折磨他夜不安枕、名誉被破坏、财产被没收、自由无缘、家庭破碎。他当时在新闻上和法律上若与纳粹缠斗，绝无希望，他只有在监狱中等待、在修道院的玫瑰花丛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海晏河清。他六十八岁时候，集中营主管对他说："好啦，请你不要自杀，只有你老是给我惹麻烦。您老六十八岁了，总之，也活不了太久了。"可笑这集中营主管狗眼看人低，他没想到这老囚犯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党独大垮台后，以清白之身，出任西德总理，一做十四年，从七十三岁做到八十七岁，成了有史以来，最难能可贵的也最坚苦卓绝的一个伟大身教。一般人只看到他七十三岁到八十七岁的十四年"走老运"，却忽略厂他五十七岁到七十二岁的十五年困顿生涯。这十五年的困顿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看自己的敌人张牙舞爪、坐看自己的生命垂垂老去，但是他甘愿牺牲一切，他就是不要同他看不起的政权合作。这种清白记录，使他在灰头土脸时候，干不成地方首长；却使他在扬眉吐气时候，干上了国家总理！当然艾德诺不是我，我也不是艾德诺，但是独自一人，挺身与暴政相抗，不对一党独大低头的大丈夫作风，则是一样的。我的家中有一个小镜框，中有艾德诺人像，我喜欢看到他，他给我一种鼓舞与信念。不过，按照艾德诺的标准，我大年轻了，我还有监狱一关要面对。监狱的阴影，对我说来，是愈来愈浓了。

我来自白山黑水的祖国，到了玉山浊水的岛上，虽然岛是祖国的一部分、我是祖国的一部分，但因政治的缘故，我只能局限在千分之三的中国领土上做战士，虽然在比例上，我的努力会因岛的狭小而使自己"与之偕小"，限制了躯壳，但努力的精神和成果并不受它限制，也限制不了，就像《湖滨散记》(Walden)的作者梭罗(Thoreau)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教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着出去了…。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斗室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所描写的一样。

虽然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使台湾小岛活像一座监狱，但真实的监狱，毕竞还是具体得多、狭小得多，因此，我清楚感到我不能免于到那个具体而狭小的地方，我早有心理准备。海明威(HemingWay)那篇《杀人者》(Thekiller)描写等他们来杀他的那个老安德森(Anderson)，他坦然面对不能免的死亡处境；而我呢，也坦然面对不能免的被捕处境，随时等他们到来。

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做为异端，最好就是你一个，因此，我就把住所远离了市区，迁到了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