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三角小镇回海，另一位已经加泰国籍的华侨老人平静地说：“什么叫鸿沟，什么叫仇恨？国民党被赶大陆，赶

另一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农场，改革开放，边疆发展边贸，我终于有机会走国境对面那座像乩语一样神秘邪恶的“洋人街”了却一桩心愿。其实我看到这是座很平常的缅甸小镇，低矮的铁屋，飞舞着蚊虫苍蝇，充斥着垃圾和带气息的肮脏街，生意的人群和骡散发令人恶心的汗酸味，毒贩公开向游客兜售毒品。在一座大房跟前，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从前的汉人（国民党）情报站，废弃多年，现在成了教堂。我驻足倾听，果然听见有呜呜呀呀的风琴声从教堂的窗飘来。

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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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重舒一气，走历史影，走到明亮的光下。

边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风一样刮过许多有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传说。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吊死我两名英勇的侦察员。某路，敌人支起大锅将我方伤员（或者，或者农会主席）活活煮死。我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以后自己将走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历史帷幕后面的人群中间，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揭秘者和书记员。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主席。徐学惠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经过艺术加工的獐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很，夜一集合哨，大家赶起床执行任务，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沟里摔断终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上备战，人累垮了，敌人却连鬼影也没有见一个。幸好后来上级传达指示，说敌人搞疲劳战术，我们从此安心睡觉不再理会。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我们劳动的山坡对面就是今天令人谈毒变的金三角，国界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河沟，两边山上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男知青常常站成一排，一齐把撒过国界，戏称“轰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们连队对面山上，能看见许多铁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太一升起来，那些房就闪闪发光，像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令人遐想无限。但是指导员严肃指，残害徐学惠的国民党残匪就是那里派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复辟，妄想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了，我们就会千百万人落地！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光了回不了家。

在泰国北城市清莱，一位参加过反攻云南的前国民党将军面对来访的大陆作家，极为慨地叹息：“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现在来看，反攻大陆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我们本不了解大陆，总认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如果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国民党怎么会失败呢？…明白这个简单理，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后来我才知“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变，政治任务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对此困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丢盔卸甲的国民党残军难没有一自知之明，他们凭什么相信反攻大陆会成功？他们难忘记仅仅一年前，他们是怎样从大陆狼狈逃来的？他们难真的不知他们的对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大，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一群虚张声势的寇？

但是当我走五十年前这群失败者中间，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因为我并不费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许多金三角老人回忆说，1951年，反攻命令一下达，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一片烈呼。许多人激动的泪，对空鸣枪，扔帽，还有人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狼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