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她走后，我就搬到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去了。当然，得另外再付钱，我从陪嫁的钱里拿一分来付了。生把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汇给我了，这样我才知原来她还汇了四百元钱到南京去了，这笔钱我从来没收到过。

我们总是准备抓住每一时刻寻作乐。我们喜把自己想象成柏林的那些人们。我们听说那是个疯狂的地方，那儿的人们本不想战争，只是抓住每一天寻作乐——赌钱啦，喝酒啦，逛夜总会啦。我们就是那样的，渴望过同样疯狂的生活。当然，这不是柏林，我们是在昆明。所以，当我们听腻了留声机里那搔似的音乐，当收音机放完音乐，当没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候，当双手累得摸不动麻将牌的时候，还有什么好的呢？我们没夜总会可去，只能上床。

开只听见她丈夫低沉的嗓音，然后是太太的尖利的声音，不一会这女人哭起来了。文福脱下鞋，朝墙扔去。但这对活宝只安静了五分钟就又吵起来了。

可胡兰还是不满足，她走来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发现就说，"啊呀！瞧瞧这儿。"每当我邀

实际上，当时许多开销的都是我的私房钱。空军不再给我们派勤务兵了，连机长太太胡兰也没有勤务兵了。这样一来我就得自己掏钱，雇了一个老寡妇厨师，雇了一个年轻姑娘打扫卫生。另外我还钱为她们俩租了一间以前当过厨房的小房间。

还有个公用的大房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那儿有一张大桌，很多椅，两张廉价沙发，还有一台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是文福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找来的。并不是说没有电，我们才用这个手摇的机，因为是在战时，哪儿去找个新式的留声机？当然，说实话，这里大多数人都还没用上电，他们住在老式的泥屋或草屋里。但在我们的房里，我们这条街上，家家都有电，无论是住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当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时，我们这里还照样开收音机，开电风扇，玩麻将牌，直到更半夜。

我们刚搬到那儿时，文福和我分到的是最差的房间，两间的朝向都不大吉利。要使床的朝向吉利，唯一的办法是把床住厕所门，把的路都堵死，可那又怎么行呢？

当然，我的佣人和厨师也帮胡兰了不少活，她们打扫公用房间，为大家打井，供烧茶或洗衣服之用。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可是因为视察员的老婆已经把楼上最好的房间占了，声称她丈夫的官阶比我丈夫的大。这倒是实话。可她满可以不这么说的，她本来可以那么说，"就这儿，你先挑吧。"我肯定会挑那两间不吉利的房间，以表示我的大方，而不像她那么小气，至少我会挑一间。

这个问题只持续了几天，因为那视察员去视察缅甸公路的展情况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地区的蚊比日本鬼还危险，听说才三四天疟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时候样十分可怕。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好几天听他老婆的哭闹声。当然这一次我们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了，我们都待她很好。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成了生死之。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了，大概是姓刘或娄吧。

既然家国是机长，这幢房中最好的分，楼下的两个大房间就归他和胡兰占了。我们剩下的人就住到楼上的房间去。对我来说，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走路看不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肚，所以每次上楼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索着上楼梯。

你可以想见每当我的佣人晾衣服、倒桶的时候，胡兰的脸有多难看。胡兰这时已经变了很多，不再是初茅庐的乡下姑娘，嫁一个空军飞行员就了不得了。你知我是怎么想的吗？家国升一级官，胡兰也升一级！她心里满以为她的地位比我。当她看到我雇得起佣人，她却雇不起的时候，简直要气疯了。

所以住在这屋里的一个星期很不舒服。我一也不喜这些房间，我一也不喜视察员的老婆，我尤其不喜她打麻将的样。每次我一张牌，她就扬起眉，说一声，"和！"最讨厌的是，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听隔视察员两夫妻的吵架。

为我每天无论早晚都有清洁的洗脸和，早上上半，晚上下半。我肚里的娃娃太大了，无法一下都全好。每天，佣人得来倒脸盆和脚盆里的，还得倒桶，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巷带去，洗净的。

就这样过了三四夜，文福就对那个女的发牢了，而胡兰也抱怨扔在墙上的鞋——"像炸弹一样，"她说，"简直把我们吓死了。"过了一会，大家都争论起来了，各各样的坏脾气全发来了，直到后来谁也不跟谁说话，房间里没声音了。晚上，当收音机停止广播以后，我们不得不离开，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周围静得连苍蝇撞到天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